确实，从东汉末年，诸葛亮“隆中对”时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后，成都平原就与天府之国结缘，并从此延续了近2000年。
但实际上，“天府之国”这一美称，最初却并非是成都平原的专属。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夏大地上先后出现了九片“天府之国”，它们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在特定时期绽放出了别样的光彩。
在中国历史上，关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区、太原附近、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地区和台东地区先后被称为“天府之国”。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关中和幽州（今北京）就有着天府之国的美誉，并成为当时中华大地上最为富庶的地区。秦汉时，成都平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里局势稳定、物产丰富，列备五都，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到了东汉末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并辅佐刘备夺取益州，建立蜀汉基本盘后，成都平原也成为天府之国，从而天下闻名。
到了宋辽夏金之时，北方地区因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因此江南一带成为国内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与成都一同并列“天府之国”；北京也曾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称为“天府之国”；此外，在历史各时期里，闽中、盛京（沈阳）、凉州（武威）、台东等地也先后被称为“天府之国”。但随着千年时光的匆匆而去，曾经的各个“天府之国”或有了新的称谓，或影响力变小，但成都平原依然延续着“天府之国”的称号，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奇迹。
“天府之国”四个字，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政治逻辑和严格的标准。自苏秦将天府之国作为地理概念，被称为天府或天府之国的地方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地方大多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在农业社会具有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百姓安居的条件。古代的天府之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所谓的金城千里，在提供军事所需粮草和人口的同时，还拥有易守难攻的地理因素。
天府之国虽然先后有九个，但在全国有着极高影响力的当属“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处。而这两地之所以能号“天府”，和水利工程的润养可谓是密不可分的。关中平原是第一个“天府之国”，春秋战国时，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本是偏远荒凉之地，但随着“郑国渠”的修建，“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疆，卒并诸侯”（《史记·郑国渠》”）。
秦末天下大乱，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商讨定都事宜，张良分析关中形势，认为关中地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于是定都长安，到西汉初期，人们就称关中为“天府之国”。唐末五代乱世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已经开始东移和南移，关中平原的中心地位不复存在，天府之国的美誉渐成“明日黄花”。而同时期的成都平原，经过秦汉的长期稳定发展，经济丰裕、社会繁荣，“天府之国”的美名便归于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的兴起，也与水利工程的修建关系紧密。早期的成都平原，不仅内部有众多积水和沼泽地，而且岷江、沱江水势汹涌，常常发生洪水，生活在这里的古蜀先民就曾饱受洪水侵袭之苦。根据史籍记载和三星堆、十二桥等蜀地考古发现，大禹之后的先秦蜀地历朝，都有被暴雨和洪水影响，不得不迁徙的痕迹，而五代蜀王也都有兴水利避水患的举措，特别是开明王朝的开创者，第五代蜀王丛帝鳖灵，就是一位治水的能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在鳖灵的带领下，古蜀先民对成都平原的水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治理，大大缓解了常年困扰成都平原的水患之苦。在这个过程中，鳖灵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为他之后取代望帝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望丛祠外的鳖灵治水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脱胎换骨，成为延续2000多年的“天府之国”，其转折在秦并巴蜀后，李冰修建都江堰。秦昭王时，李冰担任蜀郡郡守，主持蜀郡的政事。当时的成都平原依然水患丛生，李冰主张“治蜀先治水”，他多次跋山涉水，对影响成都平原最大的岷江流域进行了考察。传说他受到农妇用竹筐装衣服在河边清洗的启发，用竹篓装上鹅卵石，来防止堤坝被水冲走；观察到石头经过火烧，再浇上江水而裂开（热胀冷缩）的现象启发他劈开虎头岩的故事。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建起了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是岷江上的大型引水枢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在古代称为都安大堰，又称湔堰。这项水利工程对于成都平原的意义，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有着精辟的论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这短短8个字，成为成都平原富庶最贴切、最精准的诠释。李冰之后，历任治蜀名人也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了完善与维护，比如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发动百姓疏凿都江堰宝瓶口以下河床，引内江水灌溉农田1700余顷；东汉时，将都江堰的岁修工程从民间自理改为政府主持，并在广都等县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及绵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三国时期，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更是专门设置了堰官，同时征调男丁1200余人对都江堰进行专门的保护和治理……
正是因为历任蜀地的主政者对都江堰的重视，使得成都平原一直保持着较大的耕地面积、极佳的灌溉条件，成为国内至关重要的“天府粮仓”。也正是因为此，成都在从汉代到宋代的这1000多年里，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汉代时的列备五都，唐宋时的“扬一益二”，都是对“天府之国”最好的注释。
唐代时的都江堰，在灌区上有了进一步拓展，其灌溉范围不仅继续延伸至成都平原南部甚至岷江中游，而且灌区的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从渠首到灌区已形成了较严格的岁修制度，保证了都江堰永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宋代时的都江堰，共分出4条干渠，灌溉着成都府，蜀、彭、绵、汉、邛5州，灌溉面积超过200万亩。都江堰的管理也更加完善，不仅形成了稽查、水政和工程三个互相制约的管理体系，而且都江堰还成为国家水利工程，朝廷派出御史领提举官，到灌区巡视，代表中央政府监督岁修工程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地方上则设置各级官员共同负责灌区的水政和都江堰工程的管理及岁修活动。
水利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带来的是天府之国的全面提升。唐时的天府之国，是中国的手工业中心，尤其在织锦、造纸和雕版印刷等领域开拓创新，享誉全国。唐代的蜀锦是著名的上贡珍品，不但产量全国第一，而且其织造技艺独步天下。《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出嫁，成都献上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
除了蜀锦外，成都还是全国的造纸中心，成都所产的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用纸。得益于造纸术的发展，唐代成都还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唐印本《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本陀罗尼经咒》（公元757年后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也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无怪乎诗仙李白到了天府之国成都，发出了“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感叹，也无怪乎诗圣杜甫在成都修建起草堂后，盛赞天府之国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美景。
宋代的天府之国，繁华比唐代更胜。这里是物阜民丰、人文荟萃之地，是西南大都会。宋代成都的耕地面积、灌溉面积为全川之冠。南宋时曾任宰辅的蒲江人高斯得说过，四川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仅次于两浙地区（《宁国府劝农文》）。坚实的农耕基础，为天府之国带来了繁华的商业环境。成都城内酒楼遍布，集市生意兴旺，大宗商品购销繁荣，小吃、卤肉、蜜饯豆糕等摆满街巷；丰富的商业资源在成都形成了著名的“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据《宋会要辑稿》载，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成都府辖九县共设税务（场）十个，征收商税十七万一千余贯，仅次于杭州，居全国第二位，约占当时全国商税总额八百零四万余贯的百分之二。说明宋代的成都与杭州同为国内经济最发达、市场最繁荣的地区。
旺盛的商业需求和繁华的商业环境，使得天府之国在北宋时，诞生了交子。与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欧洲最早的纸币相比，成都诞生的交子领先世界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宋代之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也面临着战乱带来的严峻考验，特别是经历过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而得益于天府之国卓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里生活的先民的勤劳智慧，在战乱之后，这片天府之国总能迅速恢复生机与活力。明代时，杨升庵任职翰林院时曾被派遣到成都祭明蜀王陵，在《祭蜀王文》中赞叹蜀藩为“天下之首，莫之与京”，中期的名臣谭纶曾在奏折中称“蜀府之富甲于天下”。蜀王府的壮丽，在明代都堪称一绝。而历代蜀王也积极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朝廷申请减免四川税赋，增加四川士子科举中第的名额，从而达到“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效果。当时成都百姓的生活，一派“少城一曲浣花溪”的浪漫景象，延续了唐宋时的繁华。
清代在“湖广填四川”的浩大移民后，天府之国又一次迸发出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到乾隆年间，四川全省的人口已超过明万历年间的两倍。成都城墙高大宽阔，“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的记载，为后世还原出了一座西南大都市的基底。城内的文殊院、北较场、提督衙门、盐道衙门，城外的武侯祠、红牌楼、青羊宫、浣花溪、草堂寺、万里桥、安顺桥、薛涛井、沙河铺、九里堤、驷马桥、昭觉寺等等，时至今日，依然展现着属于天府之国的繁华风貌。
成都，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用韧性与勤劳，延续着千年天府之国的传承。2022年，成都常住人口突破两千万大关，成为全国第四个人口破2000万的城市；2022年，成都GDP达20817.5亿元，全国排名第七。这里汇聚了世界500强半数以上的企业；此外，成都的制造、交通、教育、医疗、科技、金融等行业也快速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成都还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大熊猫、青城山、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都是成都独属的文化旅游名片，吸引着来自世界的八方游客。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曾经生活在天府之国的先贤们，在历史长河中记录下了天府之国的灿烂篇章；如今的天府之国，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无数后来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砥砺前行，书写着这片热土新的辉煌。
“天府之国”作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亮点，实质上既是繁华的连续，也是文化的连续。对此，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民教授解释说：“‘天府’一词在周朝已经出现，‘天府’为当时‘天官九府’之一。‘天府’也由此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是自然之府，也是天子之府，它与国家政治、社会管理相融合，渐生出社会性的新意。”“天府”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则始于战国时期，由纵横家苏秦提出。此时的天府已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军事强盛和综合实力强大的总称。
“天府之国”概念的首次出现则是在汉代。汉初，张良提议定都关中，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络、代马之用……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也，天下之雄国也。”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从“天府”到“天府之国”，从概念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而在地理上，这种连续性也同样存在。最早的天府之国是指关中地区，但从东汉以后，关中地区的美誉逐渐消失，“天府之国”这一称号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转移。何一民教授认为，关中“天府之国”的衰落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长期战争，二是因为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三是因为自然灾害频发。三者叠加，使得关中地区与“天府之国”渐远，成都平原接过了“接力棒”，让这个美誉连续了近两千年。
成都平原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的“天府之国”？何一民教授指出，成都平原不仅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更重要的是，成都还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成都居于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丝绸之路三大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既是中国与欧亚连接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国西部内陆城市的地理中心。在区位空间方面，成都位于中国的中原、西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宏观区域的中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中观区域条件来看，成都平原处于东西南北各群族及其文化交流、互动和交汇的中心位置。从微观地理环境来看，成都三面环山，地处中央平原。“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孕育和滋养了别具一格的古蜀文明，另一方面也为成都城市文明连续不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卓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成都平原成为中国享誉最久、影响最大的“天府之国”，更重要的是，诞生于天府之国的独特天府文化，也在巴蜀之地连续发展了下来。何一民教授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文化系统，巴蜀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亚文化，而天府文化又是巴蜀文化下的一个子系统。
气候温润、百花盛开，成都平原具有成为“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条件天府文化，实质上展现的是天府之国生活的人的精神内核，是天府之国延绵连续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何一民教授认为，天府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天人合一”思想，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天府文化第二个重要特征则是创新创造的文化精神。纵观历史，天府之国从未停止过创新创造的脚步，成都的发展波澜起伏，既有辉煌和繁荣，也曾在古代的战争中遭到破坏。但每次破坏后，成都又能快速恢复，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天府文化第三个特征是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这里生活的人们既保持着乐观自信、优雅时尚的生活态度；又传承着“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因此自古以来，成都平原就是人文荟萃，名人雅士云集之地。